事件回顾

　　2010年7月23日：陈诚怀疑妻子林静生产时被缝肛门，遂向媒体发布消息。“缝肛门”事件引发轩然大波。
　　2010年7月30日：深圳市卫人委通报调查结果，称没有证据证明助产士将产妇肛门缝闭。
　　2010年8月：深圳警方公布鉴定意见书。
　　2010年8月：助产士张吉荣将陈诚及两家媒体推上被告席。
　　2011年10月18日：产妇林女士将助产士和医院告上法庭。

　　索要红包未果报复孕妇？缺乏证据支撑的动机

　　在丈夫陈默看来，妻子的肛门之所以“被缝”，“是典型的打击报复，是有原因的，前因就是因为红包的问题。”随后，他的这一判断被媒体报道渲染，纷纷采用了诸如“产妇肛门被缝”、“助产士索要红包”骇人听闻的报道标题，让“缝肛门事件”迅速传遍全国。
　　但实际上，陈默的说法只能说是他自己的一种猜测。他将助产士张吉荣前后四次来到病房看作是索要红包的暗示，然而张给出的解释却是担心产妇在病房生产，因为医院不能这样的事情发生，而这关系到她个人的饭碗，所以才会多次进入病房了解情况。
　　显然，张吉荣的解释并非没有道理，而陈默的判断则仅仅是自己的一种猜测，缺乏有效的证据支撑。而且，用缝合关闭病人肛门的方式来报复，不符合基本的逻辑，就算罪犯，不达到同归于尽的疯狂程度，也不会用这种马上就会被发现的报复方式。于是，可以认定索要红包不成再行报复的动机说很难成立。
　　
　　鉴定结论：是“缝扎痔疮出血点”，而不是“封闭肛门”
　　
　　再有，天涯上流传较广的一则网帖道出了对“缝肛门”的不同理解。这则网帖认为，深圳“缝肛门”混淆了“把肛门完全封闭”和“缝合（或结扎）肛门痔疮出血点”的区别。在普通民众看来，“缝肛门”是“为了红包把肛门缝合关闭，让你拉不出屎来！”在医生们看来，所谓的“缝肛门”则“可能是因为生产时腹腔内压力过大，导致痔疮出血，为了临时应急，助产士缝合（或结扎）了痔疮的出血点。”
　　而根据后来的专家鉴定可知，张吉荣确确实实只对痔疮出血点进行了缝合，而根据专家意见，产妇在产后出现突发性痔疮，同时引起大规模活动性出血也极为普遍，缝合这样的处理也并没有什么不妥。至于陈默提到的妻子在分娩后三日没有大便的质疑，医学专家同样给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这种现象十分常见。
至此，所谓的“缝肛门”事件基本上水落石出了，助产士张吉荣只是进行了一次正常的产科手术，“缝肛门”的说法根本立不住脚。

　　结扎止血：紧急处理措施怎成了超范围执业？

　　最后，在事实基本认定的情况下，产妇方关注的焦点由助产妇是否“缝肛门”转移到了她对痔疮出血点的处理是否超越了自身的执业范围。关于此点，在一份专家鉴定中，认为她的做法确实存在超范围执业问题。
　　然而，亲历采访的王志安对此进行了补充。他在微博中说，在现实当中，助产士是有权做会阴缝合的，但痔疮缝扎是否可以有争论。但显而易见的是，规定无法穷尽所有行为，如果规定太细，助产士遇到类似情景消极应对，最终受害的依然是患者。这就是整个社会失去信任的代价。
但在接生经验的张吉荣看来，自己的做法只不过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紧急处理措施，何来超范围执业之说，而且她说在之前遇到过比这更复杂的问题，都是独自处理的。[详细]

　　

距离事发的2010年7月，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尽管当事双方仍各执己见，两家的官司也还在进行中，但仅从目前各方的现状来讲，这是一出没有胜利者，只有受害者的悲剧。

　　产妇受打击疑似患上抑郁症，丈夫为照顾妻儿无法再工作

　　这是一场没有绝对赢家的“战争”。经此风波，产妇林静已被医院诊断可能患上抑郁症，“动不动要摔孩子，且多次有自杀倾向。”因需照顾妻子，陈默在事发后已无法再外出工作。
　　而且由于坐吃山空让他们无法继续负担高昂的房租，夫妇二人不得不从原来住的高档社区搬出。现在，陈默一家三口租住在每月1100块的一房一厅里。因为“害怕她把孩子从上面扔下来”，出租房里没有沙发，没有床。林静和孩子平时就睡铺在地上的床垫，陈诚则睡地板。
　　“她天天哭，一直不能从被缝那件事中走出来。以前开朗的她，性格全部改变了。”陈默在一次采访中透露。

　　助产士张吉荣饱受舆论压力，丢工作后至今生活拮据

　　经此风波，张吉荣的命运也发生了转变，一个普通的助产士未曾想会因为一个简单的缝扎手术而身陷舆论漩涡。
她觉得自己在整个事件中很冤枉，因为在她看来“缝肛门”其实就是无稽之谈，根本没有的事情，“而且媒体把我炒作了，报纸、电视、网民的那些议论，到最后我回来以后，我们同学还说真丢人。我都快疯了，真的。”
　　因为“缝肛门”，张吉荣失去了深圳的工作，回到了陕西老家，至今她和妹妹一家生活在一起，妹妹也没有工作，彼此帮衬着生活。

　　凤凰医院信誉受损病患锐减，被迫暂停营业

　　受“缝肛门”事件影响的还有张吉荣所在的凤凰医院，该医院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1062号的深圳凤凰医院，如今已是大门紧闭，了无生息。数辆厢式货车、面包车停放在医院门前的空地上。院门口俨然成了停车场。原因在于，“缝肛门”事件后，前往该院就医的病患骤减，医院信誉受损严重。
　　2011年8月9日，深圳市卫人委网站上登出的名为《关于深圳凤凰医院申请停业的批复》解释了这一切。
　　《批复》称：你院（凤凰医院）提交的关于深圳凤凰医院暂停医疗服务的申请材料收悉。鉴于你院的实际情况，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法规的有关规定，经研究，我委同意你院停业，停业时间自2011年8月8日至2012年8月8日。[详细]

　　

应该说，“缝肛门”能成为一条轰动性新闻，除了当事人的误解之外，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功不可没。

　　为求耸动 搞起罔顾事实的标题党

　　如前所述，无疑媒体在此事中起到而来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在事情并未调查清楚，甚至根本就没有对事件展开调查的情况下，就采用了诸如“产妇肛门被缝”、“助产士所以红包”这样的标题。应该说，媒体这样处理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但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在当前医患矛盾异常严峻的情况下，“缝肛门”这样的事情无疑具有耸动和吸引眼球的效果，换句话说，这是一条符合读者趣味的“好新闻”。
　　更过分的事情还在后面，在一次新闻通气会上，参与鉴定的专家王东，面对记者使用了“缝扎”这个字眼，这跟当天张吉荣说的“肯定没有动过针”显得有些字面矛盾，“缝”还是“扎”，媒体再次升温关注。
　　它们断言助产士张吉荣肯定动过针，她和医院对媒体和公众撒了谎，于是人们在媒体上看到了诸如以《“缝肛”门：鉴定说“缝了”，医方露馅了》为题的报道。不得不说，这样的报道是无视助产士只是对产妇痔疮出血点进行手术处理的事实，继续误导读者，严重伤害了张吉荣和凤凰医院。[详细]

　　不讲平衡 轻信产妇丈夫“一面之辞”

　　真实性之外，新闻报道还有一个基本原则，即要讲究客观平衡。综观“缝肛门”事件始末，很大一部分媒体的做法显然违背而来这个基本原则，他们将产妇丈夫陈默的判断乃至猜测当做新闻事实进行报道，而对助产士和院方则是站在陈默一方，进行轮番的质问。
　　应该说，新闻工作者本身作为患者，在当前医患矛盾激烈的情况下，为相对弱势者代言，并非全无可取之处。然而，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说，一篇报道只展示或只相信一方说法，显然违背了报道新闻要讲究客观公正和平衡的要求。

　　作风浮躁 专业领域“不懂装懂”

　　再有，从“缝肛门”到之后的“八毛门”，在报道医患纠纷上，媒体对医学领域一些基本常识的欠缺，以及对专业领域知识缺乏基本尊重，可见一斑。
　　且不说，它们先是情绪化地站在产妇一方，对助产士和院方给出的解释就是不信，写出来的报道也基本上是当事人的连环炮式的质疑。更要命的是，在报道这些专业问题时，它们大多先入为主：不懂装懂，恶猜医院。试想，如果最初的报道，记者们能就出现的问题咨询医学领域的专家，凭借他们专业和权威的判断，又岂会有后来的“缝肛门”和“八毛门”。
　　于此，可能有些记者又有话要说了，他们倾向于认为现有的专家和鉴定机构缺乏独立性，选择不相信他们并无不可。如此，只能说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智主义，非但无助解决医患矛盾，反而会瓦解整个社会信任。

　　自始至终都未能采访到当事产妇 消息源存在重大瑕疵

　　最后，我们会发现，整个“缝肛门”事件始末，产妇方出来说话的一直是作为丈夫的陈默。而几乎所有报道中，事件的第一当事人产妇妻子未发一言一语。难道媒体对此就没有产生过疑问么？毕竟，对于一份靠得住的报道来说，没有重要当事人的说法，是重大的消息源缺失，势必会大大降低报道的说服力和可信度。[详细]

　　

如今，产妇的肛门早已康复，但“缝肛门”一事给当事双方造成的“伤口”却迟迟不能愈合。
　　
　　让患者看得起病，让医生付出和回报成正比

　　从“缝肛门”到“八毛门”，从“医生防暴”到“患者录音”，折射出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在加深。医生害怕患者，患者也害怕医生。双方互相戒备、互相防范，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不禁要问，何以至此？归根到底，这恐怕与当前民众看病贵看病难脱不了干系，高额的医疗花费压得他们踹不过气来，出现“八毛门”这样的事情他们当然倾向于认为是医院在讹人；部分医生收受医德败坏更是被屡屡曝光，而这又符合了他们对这个职业的想象，于是在“缝肛门”事件出现后，他们一边倒地倾向于怀疑助产士是索要红包不成的报复行为，而不愿对事件的细节和逻辑多想一点。
　　另一方面，脱离缝肛门事件本身，针对医生收受红包这一行为，正如王志安所言，“在现有体制下，收红包是不合理制度之果，而非医德败坏之因。如他们能拿到合理报酬，大多数医生的道德不会如此‘差’，只反红包，不反低工资，高门槛管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总之，要从根本上化解医患纠纷，还需制度给力，一方面让民众看病没有后顾之忧的医保要跟上去，另一方面出于对医生这个职业的肯定和尊崇，他们理应获得跟付出成正比的回报。

　　媒体和记者则应专业谨慎 莫再做颠倒黑白的报道

　　应该说，医患缺少互信的原因有很多，但作为媒体，应该是医患间中立的第三方，一个客观的记录者和公正的旁观者，在医患发生冲突时站在不偏不倚的公允立场，用扎实的调查而不是想象的新闻去报道冲突双方的声音，而不能被某一方牵着鼻子走，先入为主地选择站在某一方利益的立场上。
　　如果对患者夸张的描述保持一点儿警惕，多听听医院的声音，就产妇的病情多采访相关专家，多听听专业人士的判断，新闻就不至于如此被操纵了。不要为了符合公众想象，消费读者情绪，而失去了报道的基本客观和理性。[详细]

　　“新闻离我们越来越近，而记者离我们越来越远。”面对这样的质疑和批评，媒体从业者是不是该有所反思呢？[详细]